中国新汉画水墨创始人——王阔海艺术简介

王阔海(原名王克海)，1952年出生于山东招远市，1970年入伍，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国画系，现任中国人才研究会书画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兼美术人才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原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七届理事，中央电视台《大型高端人物访谈》栏目艺术顾问,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第二炮兵政治部创作室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军高级职称评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书画艺术研究院艺术委员,中国汉画艺术研究院院长，清华、人大、荣宝斋画院高级研究生导师。中国书画国际大学学术委员会主席，终身教授。

王阔海先生的新汉画水墨艺术研究与创新，是集五十多年来的笔墨经验积累与造型艺术素养和学养之大成。他长期潜心于中国画美术理论及传统笔墨技法的研究，主张全面继承中国的绘画传统，更为崇尚汉代博大雄浑的文化精神，并汲取了汉砖、汉瓦、汉画像石刻艺术的精华，沟通了汉画像石刻与中国画笔墨之间的灵魂，兼收并蓄了浮雕、壁画、唐三彩、青铜、彩陶、金石、甲骨、剪纸、皮影等民间艺术和古典艺术之精髓，打通了上下五千年各个文化关节与命脉，结合了中国文人画没骨画水墨将其转换整合成为现代的水墨图式，被美术界誉为“王阔海的新汉画艺术”。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与形式符号。并远承宋梁楷《泼墨仙人图》，中接八大山人，近融张大千诸大家，将中国画没骨画法推开了一个新的领域。融合了自己的诗文与书法学养将其自创的新汉画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品质，高品格，高品位的文人画境界。其新汉画作品高扬了大汉民族博大雄浑，雄强奔放的文化精神内质，古朴典雅而富书卷气耐得细细品味；狂放而不失精微，洒脱而有力度。其作品在冲墨冲色间，营造出一种交融幻化，看似有却无，看似无却有，玄之又玄入众妙之门的神秘境界。以新古典主义风姿昭示了中国画水墨发展的又一新的方向。被公认为中国新汉画艺术创始人。2018年王阔海先生所独创的中国画新汉画技法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权，成为自建国以来中国画技法获的国家发明专利权的第一人。2019年,王阔海新汉画艺术馆山东滕州市落成并举行了学术揭牌仪式和学术研讨会,入会专家一致认为王阔海先生是当代守正创新的典范.王阔海

动物画的历史新高峰

——王阔海鞍马走兽画现当代比较研究

褚哲轮/文

鞍马走兽是中国画一大科，历史上诞生了唐代韩滉、韩干、曹霸，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子昂等大家。韩滉以画牛、羊、等动物着称，所作《五牛图》，元赵孟赞为“神气磊落，希世名笔”。韩干以画马着称，存世作品有《照夜白图》，《牧马图》，《圉人呈马图》，《洗马图》等。李公麟、赵子昂，都是画马妙手。长于画虎的有宋代包贵、包鼎、包集，以画虎为业。画猴则有宋代易无吉。画牛的还有戴嵩、辛迪。清代意大利画家郎世宁中西结合以西洋画风画马，虽则格调不高，然以引进西方新技法而称名。进入现代，徐悲鸿中西融合开一代新风，一改一成不变的传统手法，尤以画马而闻名于世。刘继卣、刘奎龄，则一直保持传统画法，同样是画动物的大家。张善孖、胡爽庵、冯大中等，都是画虎能手。还有李可染画牛，吴作人画骆驼，黄胄画驴子，创前人所未有。徐悲鸿之后，则有韦江帆、刘勃舒继承徐悲鸿画法，大写意画马向前推进一步，画出了自己的大写意画马风格。

尤其是徐悲鸿，把西画解剖学引入画马之中，被高奇峰誉为“虽古之韩子无以过也”。悲鸿在印度写生，画高头长腿骏马，以此为素材创造了一系列奔腾嫖悍的奔马形象，寄托了对中华民族崛起振兴的向往之情。

当代画动物的高手不乏其人，王阔海先生则从中脱颖而出，以独特的画法开创了中国画大写意动物的崭新局面，把徐悲鸿等上一代画家在中西融合中尚未完成的创新，向前推进一大步，从本质和本体上，彻底解决了中西融合的历史进程，使之西方油画素描造型诸元素春风化雨般地被溶入到中国画语素当中去，可谓＂润物细无声”哉。把中国画动物画在写意之写实方面刻画的更为深入，物象更为贴近，造型结构更为结实，体积感更为强烈，墨色变化更为丰富，笔情墨趣更加饶有兴味，且全都是书法用线铁画银钩笔笔精准到位，笔墨则酣畅淋漓，大有八大，徐渭文脉遗风；既继承发扬了文人画诗书画印四者并举的特质，又将古典主义、学院派、文人画、西方绘画融会贯通，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近百年的中西合璧这一历史命题得以基本完善。成为新时代大写意中国文人画的又一座高峰。其坚实的基础，除了最基本的中西绘画训练之外，是王阔海先生所独创的“中国画素描”理论为依据，以及以“汉学为基，汉风为魂，汉画入墨，幻化标新。”莸国家发明专利权的新汉独创为艺术制高点，更以诗文和坚实的书法功底，作为文人画大写意动物画艺术高峰的支撑平台（有人为此比喻王阔海的画是艺术上的马云）。在之前的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就此作过概论性的分析，本篇则对王阔海先生的系列动物画与现当代同类画法进行比较，以见其独特的创新与艺术高度。

一、历史回顾

近三四十年来，中国画大写意精神眠落，萎靡不振。可谓“野径云具黑，江船火独明。”王阔海先生却如旷野中嘶奔的一匹黑马，一路高歌：先是独创新汉画获国家发明专利而独步天下，近三四年来又开辟了动物画系列新扁章，超越前辈大师突破中国画传统画法，塑造了中国文人画新大写意时代历程，引领近百年来中国画真正中西合璧新时代的到来！其本质在于将西方素描、油画诸原素水乳交融般地融入到中国画语素当中，做到了真正的“洋为中用”，并以自创的为中国画笔墨服务的“中国画素描”为理论依据与指导，将中国画动物系列的“意笔写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且诗、书、画、印四者并举，极大地宏扬了中国文人画大写意精神，使中国文人画大写意精神抬起了她那高傲的头颅。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画与西画的交融过程。

中国画第一次吸收域外画法，为南北朝时期引自西域印度，中国画家在学习印度艺术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晕染法，即凹凸法。传统工笔肖像画以白粉染凸出“凸处虽高，必有染衬，方见其高”，与加染的凹处形成对比，所谓“染阴处使其圆隆”，“从阴衬出阳处，使其形若葫芦”，突出人物神情，给以线描造型的中国画增加了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并具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次是明末的曾鲸（字波臣），最早吸收西洋画法。流寓金陵（今南京）时，见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能画圣母像，波臣与其切磋画技，吸收利氏的肖像画法。与传统画法相同的是同样用淡墨线勾出轮廓和五官部位，强调骨法用笔；与传统画法不同的，不是用粉彩渲染，而是用淡墨渲染出阴影凹凸，“每画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其肖像画风格独步艺林，名扬大江南北，人称“波臣派”。

与此同时，中国画也被西域吸收。蒙古铁骑西征波斯后，伊朗细密画吸收借鉴中国画的平面布局传统，早期东方超自然山水画技法（敦煌壁画）为细密画营造出神启的灵氛，比如云、鸟和曲折的花木类似元素。这是中西艺术交汇交流的一个反向过程。

清代则有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作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来中国传教入皇宫任宫廷画师，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参加过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擅绘骏马、人物肖像、花卉走兽，风格上强调将西方绘画手法与传统中国笔墨相融合，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清代宫廷绘画及审美趣味，但其画法仍是用中国画颜料画西画，而对中国画的写实性有所贡献。徐悲鸿评其“仅以曾习过欧画移来中国，材料上较人略逼真而已。”因有人以他的画比拟郎世宁，徐悲鸿以为不妥，故作如是说。但也认为“郎世宁尚属未臻完美时代之美”。可见徐悲鸿对此也是认可的。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至少给徐悲鸿以启示和借鉴，或者说“前车之鉴”。故又云：“日后鸿且力求益以自建树，若仅以彼为旨归，则区区虽愚自况，亦不止是幸！”致力于以西画改造中国画。

但这几次吸收域外画法，包括郎世宁以西画手法画中国画，虽则对中国画有所改进和影响，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中国画的传统根基，直到上世纪徐悲鸿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徐悲鸿云：“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力主提出改良中国画。其背景是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席卷整个中国，中国画的改革问题成为文化艺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有遵循古法而变新者，有以西方拯救东方者，有改内容题材而救革命者，有变情感态度以求新法者，也有以金成为代表的传统守成者，由此形成了革新派、传统派和融合派三大阵营。

吴昌硕、陈师曾、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陆俨少、傅抱石等传统派，由于仍处在传统文化环境之中并受其熏陶，他们坚持和守成中国文人画传统，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承传起到了中坚力量的作用。到下一代画家（当代）就没那么幸运了，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失落，让他们连什么是真正的文人画都十分模糊，更莫说画好了。像王阔海先生能自觉地补上这一课，诗、书、画三位一体达到历史高度者更是凤毛麟角。对此，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讨论过。

林风眠作为融合派代表，主张“调和中西”。林风眠毕生致力于艺术教育和绘画创作。在留法期间习学西洋画法，融入中国元素创作油画。回国后对中国传统绘图，如隋唐山水、敦煌石窟壁画、宋代瓷器、汉代石刻、战国漆器、民国木版年画、皮影等，一一加以研究，之后吸收西方印象主义后期现代绘画营养，将个人的人生阅历与中国传统水墨意境相结合，创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崭新的中国画式样。林风眠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家，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绘画艺术的先驱，对中国画的现代转化起到启发性的作用，其艺术成就得到公认。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林风眠的创新，是以弱化乃至牺牲中国画的笔墨为代价的。因此，就其对中国画的作用而言，不如徐悲鸿的贡献之大。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于此暂且略过。

有意思的是，林风眠任杭州国立艺术院校长期间，聘潘天寿为中国画讲师。众所周知，林风眠提倡中、西结合，而潘天寿主张立足于民族本位艺术，提出“中西距离说”，主张中、西画要拉开距离。他认为：“世界绘画可分为东西两大体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而中国绘画就是矗立于亚洲大陆的最高峰，是“东方绘画的最高成就。”艺术门派并未影响林风眠的开阔胸襟。此等胸次，是今人所不能及的。

以上都属于中国画巨变中的第一阶段。

之后，有“留法三剑客”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为中国画变革的第二阶段。他们同门均毕业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得益于校长林风眠“中西融合”的思想。一位名师能带出三位高足，成就了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们各自用东方情调的形式语言拓展了新的绘画审美样式，并借此成功地跨入了国际艺术舞台，可以说这与林氏的教育思想不无关系。吴冠中，从李超士、常书鸿及潘天寿等学习中、西绘画，致力于油画民族化和中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但他油画之外的画，与其说是中国画毋宁说是以中国画颜料画出来的西画，吴冠中对中国画尤其笔墨的认识和理解是很肤浅的，所以才说出“中国画笔墨等于0”这样的话语，由此引发中国画第二次笔墨大论争。笔者曾经撰文说过，吴冠中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不是合格的中国画家。再是赵无极，1948年赴法国留学并定居法国，他将西方现代绘画形式和油画的色彩技巧，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相结合，被称为“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还有朱德群，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其绘画同时具有东方艺术的温婉细腻与西方绘画的浓烈粗犷，融合中国文化背景与历史传承以及善用西方的绘画工具与技巧的具体表现。朱德群一向酷爱中国的诗词，不断以画来表达诗意，作品同时具有豪气千云与淡淡幽情的特质。三人各有千秋，但对中国画的贡献和所谓改造来看并不成功，不过是在用中国画的材料画西画的心，致使作品不中不西。

这其中，仍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革新派用西方写实主义造型观念改造中国画运动，是中国画革新实验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一个，其理论和改革实践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其后有蒋兆和、李可染等大家。然而遗憾的是，徐悲鸿58岁英年早逝，没有完成改良中国画的历史进程，后继者亦未能。之后中国画进入三、四十年变革的第三阶段，并产生了三个走向，一是沿着原来徐悲鸿创立的美术教育体系，西画素描一统天下，以西法画中国画，以笔墨为素描服务，乃至于全盘西化，加之中国传统文化断代与缺失的大环境，中国画的传统韵味丧失殆尽，严格意义上是以中国画的水墨画出的是西画，诸如当代像南海岩、毕建勋等学院派培养出来的精英画家。二是现代西方平面构成大行其道，把中国画画成了没有生机的几何图形，其中代表人物如潘公凯（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院院长）等。三是传统工笔画一统天下，中国画的写意精神销声于历史陈迹。而林风眠与三位高足吴、赵、朱及其画法，因生命力不足未能延续。

总之，无论是来自西画的改造与解构，还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中国画的优势不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代画家王阔海背负起历史责任，沿着徐悲鸿等大师开拓的道路，继续孜孜探索中西绘画融合，“中体西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守住、守正中国画的底线，几十年如一日，悄无声息默默无闻耕耘，最终彻底完成了这一中国画历史进程，创造出一个更高的艺术境地，一跃成为中国画第三阶段变革中的领军人物！

我们知道，人物画家王子武，其人物头像在中西合璧上已经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成为经典之作，后人很难超越。王阔海先生则在动物走兽画上，同样实现和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

在之前的两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就此作过概论性的分析，本篇则对王阔海先生的系列动物画，作为当代中国画继承中创新的典范，与现当代同类画法进行比较研究。

二、王阔海与徐悲鸿

徐悲鸿是中国画家中接受正规法国学院派训练时间最长的一位，留欧八年，得益于新古典主义和印象派之间色彩造型技巧的影响，锤炼出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准确传达这种感觉的造型能力，着力解决解剖、比例、明暗和空间关系，形与色的关系，注重造型上素描关系的展现与强调，其色彩表达不逾越形体表达的限度。所谓造型，就是在二维平面中展现具有三维感的形象，用欧洲文艺复兴建立的明暗、色彩，解剖和透视等具有科技含量的技巧，以视觉错觉显示出虚幻而真实的世界。但这些都与中国画无关，由于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中国画家更注重的是诗意的表达，“画是无声诗，诗是无声画”。与诗歌一样，作为绘画语言的笔墨，才是中国画“修辞”构筑诗情画意的关键。徐悲鸿在追求西画造型观的同时，并以此来改造中国画，必然会淡化中国画笔墨的表达。尽管到后期，在笔墨与西画造型的融合上达到了一定程度，但却并未保持中国画所特有的笔墨韵味。

即是说，徐悲鸿创立的素描造型体系，没有完成中国画变革的使命。后继者更是把中国画画成了西画。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中国画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也是无可取代的。

就中国画本身而言，其素描造型对中国画的改良有着更为本体和本原上的意义。而整个中国美术教育，无不是建立在徐悲鸿中国画思想和教育体系之上。然而，沿着这一路径下来，当代中国画越来越不能承担和负载起传统中国画博大深厚的精神，即中国画的精髓——文人画传统。故此，如何既继承上一代大师开创的素描改良中国画的优势，又能使其承载传统中国文人画的精神，使二者兼得，摆在了有责任和担当的画家身上。问题只在于，如何将徐氏的创造与中国画传统笔墨进一步深入结合，而不是跑偏去画西画。这是一个看似简单但实践起来却并不轻松的课题。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王阔海先生解决了这一大难题，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与徐悲鸿的贡献同样对当代中国画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徐悲鸿作为中国画大师，是爱国主义的典范。在徐悲鸿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的爱国热忱，无论是历史主题还是现实题材，无论是“奔马”还是“雄狮”，都体现了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感。其作品在具备美术史意义的同时，赋有显着的象征意义，反应了一个时代革命与新力量的壮大，具有很深的感召力，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浓厚时代烙印。

今天，美术的作用同样不可估量。马的的忠诚与高贵，奔腾不息、不可征服，与人类同生死共荣辱，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骏马奔腾的的神韵，更是画家笔下屡见不鲜的形象，被喻为天马、动物中的龙，同曰为龙马精神。王阔海先生笔下的马，与悲鸿先生笔下的马同样具有这种奔腾不止的精神品质。有所不同的是，悲鸿的马因呼唤时代精神而具有一种概念化的倾向和特征，而王阔海先生画的马则更加丰富生动，既具有龙马精神也具备人间情味，既是龙马的人间化身，也是人的精神面貌的物化形式在马等动物身上的艺术化表现。所以，王阔海先生画的马等动物，能得到爱好者的极力追捧，一经脱稿即被藏家争相收入囊中。

究其原因，除了精神上相通之外，与悲鸿先生相比王阔海先生画马于传统笔墨上的回归，并独创“中画素描”以线造型，使得画面更加充实而丰富，从而在画法上实现突破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具体说来，徐悲鸿是以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固定光源等构图原理和法则画中国画，题材涵盖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留下了大批精品力作，体现了关心现实、积极入世、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品格，徐悲鸿倡导写实主义美术也成为我国现代绘画的主流画派。但是，中国画传统中的写意精神和笔墨韵味，却因此而弱化，至当代更是被消解殆尽，导致学院派全盘西化成为一种主流。实际上，西画的手法并不能承载奔马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国画对笔墨神韵的美学传达，是西画所不能做到的。只有将中国画传统笔墨的表达能力，与西画现代形式感完美结合，才能更为准确的表现画出对象的精神。王阔海先生的探索，在这一点上体现的尤为充分，也是其对中国画最大的贡献之一。

徐悲鸿的造型以块面为主，以光影明暗表示凸凹，用解剖、比例、透视等写实因素，把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绘画技法，画出马等动物的结构，达到水墨素描效果，这都是西画的精髓。王阔海先生也用素描，但他笔下的素描已经不是西画的素描，而是经过中西融合的“中国画素描”，研究和理解如何以线为主、如何明确结构，如何线面结合，如何塑造形体，以“中国画素描”画动画系列，与中国画的书法用线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可以说是写意素描与写实素描的成功结合，从而把二者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真正解决了近百年遗留的中国画“洋为中用”和“中西合璧”达到完善的历史问题！王阔海先生用自创的“中国画素描”造型理论为指导，用勾线与墨色画凹凸、画结构、画形体、画体积，使之每一条线、每一处墨色都更加贴近对象的形体构成，简练概括，准确到位，注重捕捉动物的动态和节奏，用线精准、深入、坚实、简约，其用笔用墨勾、连、环、返、挑、顿、渗可谓神出鬼没，不可见端倪，看似漫不经心，却是匠心独运。其质铁划银钩，其墨足分十色，笔情墨趣、水痕墨迹极富韵致。把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书法用线与素描巧妙写出和融合，达到了中国画“六法”中的“骨法用笔”，又不失“应物象形”，而能形神兼备，极富笔墨情调。据我观察，王阔海先生画动物也参考利用照片，但他决不是死扣照片，而能够面对照片，决不打稿，下笔直取，瞬间落成为中国画笔墨，这种高超的造型能力和对物象的笔墨转换能力在中国当代画坛极为鲜见。王阔海先生近几年画过多幅奔马长卷，其动态各异，角度多变，生动形象决不概念。加之长款短跋之今草、章草书，更加富有书卷气。无怪乎中国美术史论家刘曦林先生评价“王阔海先生完成了学院派画家向文人画家的转型，承接了自八大、徐谓、吴昌硕、齐白石及至当代的文脉精神。”创造出既具传统中国文人画风韵又富时代气息的新动物画系列。

比如王阔海先生创作的一幅《百马图》，是其中的代表经典之作。该作充分运用自创的“中国画素描”与中国画传统中的散点透视相结合的法则，创造出结构坚实立体感明显，而又左右延展，视觉广大，令观者随长卷放眼以观万马奔腾之势，给人一种气势浩荡，万马奔腾嘶鸣，一如冲出画面的强烈视觉动感！近而细观，则每匹马动态各异，体态健壮，骨感突出，体积方圆，肌肉隆起，线条劲利，一派铁画银钩老辣枯苍。大有宋代陈抟所言“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之感概。在这里西方的素描油画诸因素悄然融化入中国画笔墨、水墨之语素而浑然天成；文人画的笔走龙蛇与线面结合的神出鬼没，笔墨的姿肆汪洋，流落洒脱，水渍墨痕的交融幻化韵味无穷，构成了一种墨的奇幻，韵的旋律、线的交响。使近百年的中西合璧进入化境。这对那些将中国画画成了油画和水粉画的所谓“中西合璧”者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榜样和警示。

徐悲鸿之后，则有韦江帆、刘勃舒继承徐悲鸿画马，把徐悲鸿画法中的某种因素放大，创造出更为大写意的画马之法，可以说用的是徐悲鸿画法中的减法，而王阔海先生用的则是除法和乘法，除去西画的光影，再乘以中国画的笔墨。

如果说悲鸿画马可以喻为“致广大”，那么王阔海的画法则既“致广大”又“尽精微”。王阔海先生在注重整体精神面貌的同时，在局部上进一步具体而微之，刻画骏马更丰富细致的表情、形态等动态形象，无论奔马、立马、跃马、群马，还是侧马、回马、背马，或神采英发，或遗世独立，骨力洞达，活泼灵动，生机勃勃，同时在笔墨运用上把大写意画马推到了前无古人的一个极致。

总结一下王阔海先生的画法特点，其一与悲鸿先生相比，徐悲鸿先生画马运用西画固定光源和分块分面，充分运用明暗对比来表现形体和体积，强调焦点透视的视觉处理。为了表达马的肌肉，马的臀部和背部往往有大面积的白光，马的肌肉通过光影和块面明暗来表达。腿部和马的头部，也用高光块面来体现，通过这种方式，马更加具有立体感。但焦点透视、固定光源与分块分面之法从本质上讲不符合中国画笔墨流动的本性，显得有些生硬和呆板。王阔海先生画马，则排除光影的干扰，亮的地方不一定画亮，暗的地方不一定画暗。以线抽形，直奔形体与结构。王阔海先生有时也用光，但那不叫用光而叫“留白”，充分调动传统水墨留白的自由性和秩序性，以白计黑和以黑计白互为表里，相生相发对创生成。在以白计黑中留有最大的空白，次大的空白与最小的空白。在以黑计白中运用最大的墨团，中性的墨团和最小的墨团。再加之墨分十色与水迹墨痕的交融幻化，使画面形成亮的秩序，黑白的交响，墨色的韵致，诗般的笔墨秩序。所有的黑白变化都随着动物的形体和笔墨韵味而变化，由此而突破了西画固定不变的焦点透视而概念化与雷同化，尽管以墨色表现形体，但看上去却通体透亮，给人一种天马行空非常空灵的感觉，令人心神随之震颤，过目不忘！

第二点，落墨。在形体的转折处，徐悲鸿用西画的黑白反光，有明暗交界线。王阔海先生仔细研究之后，发现八大山人、吴昌硕画石头，都是在形体转折处落墨，以石分三面，这一点与西画有相通之处。但吴昌硕、八大山人没有讲出来，今天终于由王阔海先生发现并说出来，经过改造后用于画动物的转折交界处，在形体转折处落墨更有利于表现体质，又不失笔墨韵味。比如马肚子、牛肚子在转折处落墨，再往两边淡化，画出来体质浑圆，马强健如飞，牛则坚若盘石。总之，落墨的位置在形体转折处，才能画出这种效果。

第三点，勾线。勾线即线条的里出外进，形体结构的线一定要明确。有人只知道外轮廓线，但外轮廓线如何往里走，里面的线如何往外走，却被忽略了。王阔海先生在如此细微之处，却交代得清清楚楚。无论画马还是牛羊等动物系列，紧贴着动物的结构线来构造形象，特别是那些在光亮处不亦被看出来的结构线，也敢于肯定找出线来；比如从马的眼角到鼻梁鼻孔处的线都是通过认真观察而被找了出来，才能画出马鼻梁的隆起。而且都是书法用笔，用书法线条把它勾勒出来，线结实了，其形体结构更为严谨且富有节奏韵味。

第四点，线面结合。哪些地方行于线，哪些地方进入面，在以往各大院校教学中不太明确，而在王阔海的中国画索描理论中得到了明确；即骨感强与平缓处行于线，而形体转折处进入面。而臻此佳境王阔海先生则采用两个方法实施完成：一是在行笔时候由平缓至转折的地方由中锋变则锋而进入面，二是在转折处以重色贴近墨线轻糅使之墨线自然进入体面关系中去，这使得线面结合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观王阔海先生作画一枝笔恰似游龙，时而中锋行线时而卧笔则锋，时而里出时而外进，上下回旋，左右连贯，笔笔到位，结构与形体在笔走龙蛇般的线面结合运行中顿然而出，直若行云流水，出神入化。

第五点，塑造形体。徐悲鸿画马能致广大，马的大块结构，骨骼肌肉在分块分面的西式法则中，加之中国画的用线施墨，使悲鸿马骨髂强壮肌肉团块突出，非常有大将之风范。而王阔海先生之马既具有徐悲鸿先生的致广大之精神，又在尽精微处更迈出了一大步，那就是塑造形体。比如徐悲鸿画马，鼻梁只是一道明暗分界线，眼睛只是黑墨点到为止，不画眉弓，未免失于空洞与概念化。要把眼睛画得长在眉弓里，牛的眼睛，马的眼睛，都是长在眉弓里，才显示出其骨骼，结实而富含变化。王阔先生画马在线面结合的关健部位，比如马鼻子的转折处用重赭色施加，一下子将鼻子向上走向与鼻子向下走向两个空间拉开，更增加其空间感。再用一点色墨相调配的次重色墨在诸如眉弓、内外眼角鼻粱、腿的结构和身体的体面转折处紧贴着墨线使之少许轻揉而使墨线的转折更自然细腻的进入体面之中，从而使眉弓更加隆起，眼角眼窝更为生动，脸颊形体更为方圆，形象更加逼真，笔墨更加贴近形体。使马面的英俊，牛头的倔犟跃然纸上，活灵活现。这也可能是王阔海先生的砚边密笈，但我却发现此种方法确实是实现塑造形体的绝佳方法，使中国画的意笔写实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第六点，统一。王阔海先生对作品的统一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是在留白方面的统一，即哪个地方留白最大最强烈？哪个地方次大次强烈？哪个地方留白最小只做为中留白的呼应，以形成一个留白的秩序美，形成诗序化的美感笔墨语言。这种统一方法多见于以水墨简洁洗炼为主调的马、牛作品之中，体块强烈而大气，高调光亮而夺目，用笔精准到位，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可谓用笔洗练之杰作。其二是墨色层次极尽丰富变化的统一，纵观其画，大墨团，中墨团、小墨团井然有序，而向亮处过渡的部分可谓墨分五色墨分十色，水痕墨迹层次变化韵味无穷，可谓全因素式中国画水墨视觉盛宴，而西方的油画素描诸因素悄然入内，变成中国画笔墨语素而为我所用，不得不说这是近百年来中西合璧进入了最佳状态。

总之，这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六法论”，与中国绘画史上南朝谢赫的著名“六法论”一样，命名为“王阔海新‘六法论’”，或简称“王阔海六法论”（王阔海先生的画法下文即以此称之）。

历史总会有所前进，中国画自徐悲鸿引进100年来，经过王阔海先生的苦苦探索和研究，通过动物系列把中国画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画的发展和进步是必然的，在这100年的三次大变革中，王阔海先生有幸赶上了最新一次大进步，而且是这一次潮头的创造者和领头者，其新“六法论”即是王阔海先生最大的贡献和总结。

三、王阔海与李可染等大家比较

王阔海先生善画马，亦善画老虎、狮子、牛、驴、羊等走兽，不管画哪种动物，皆一丝不苟，形神毕肖，各具特色。

我们知道，李可染先生画的牛，吴作人画的骆驼，黄胄画的驴子，创前人所未有。张善孖、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胡爽庵、冯大中等都是画虎能手。徐悲鸿长于画马，亦常画雄狮等走兽。本段将其与王阔海先生画的动物走兽，作进一步的概括性比较。

与画马一样，徐悲鸿用的已然是西画的明暗光影和焦点透视，来画不同的动物。在徐悲鸿之前，中国画史上唐代韩干、北宋公麟、元代赵孟俯等画马，用得是勾线设色一丝不苟的工笔画。而到了王阔海先生画的狮子、老虎等动物，与徐悲鸿等前辈画家相比，同样有着超越前人的高度和自己的风格特点。

徐悲鸿画过多幅狮子，诸如《雄师》《雄师猛醒》《负伤之狮》《会师东京》《侧目》等名作。他以狮虎等猛兽为主题的抗战美术作品在抗日救亡图存的斗争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悲鸿是有着爱国情怀的画家，将自己的爱国情怀寄于绘画，以雄狮寄寓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歌颂民族抵抗斗争，抒发排遣心中积累的担忧、愤慨、信心等复杂心情。实际上，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了大量以中西融合手法表现猛兽题材的作品，例如岭南画派革命女画家何香凝，在艺术创作早期也是以狮虎等猛兽形象为主题创作并宣扬革命精神等等。再早于19世纪末，为唤起国民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清朝末期的革命者们广泛传播着“唤醒睡狮”一说。在特定的年代，雄狮的象征意义大于美术本身的价值。而徐悲鸿的雄狮画得比较清瘦，有的带有一种警惕乃至恐惧的眼神（比如《侧目》脚下有蛇），寓意国难方殷，岌岌可危，是画家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狮子其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于此我们不论。从绘画本身来看，其画法仍然是西画的素描造型和明暗焦点透视法。今天王阔海先生画的雄狮，不再有徐悲鸿画狮子那种警觉和积郁力量无处发泄的悲愤，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昂扬向上雄起东方的壮美形象，寄寓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复兴的巨大信心与力量。所以，王阔海先生画的狮子，体态浑厚雄壮，四肢强健有力，怒目圆睁目视前方，寓意能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雄心和胆识。虽则同样有着象征的意义，但已然回归狮子的本性。除了因时代的变迁认识不同之外，画法上的变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与画马一样，由于王阔海先生以自我总结的“中国素描”为理论依据，以线造型与传统笔墨有机融合，加之雄厚的书法功力，把书写性推向一个极致，尤其在表现狮子鬃毛上，大笔挥洒一蹴而就，与画马鬃、马尾一样，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意笔的叙情、狮子的雄壮与内在的力量。

比如王阔海先生的《雄风图》图，画三头狮子，中间一头侧卧正视，目光坚凝，其狮子面部刻画更注重大型体与小形体的塑造，给人一种可触可摸，形象极其逼真，较之前人更为贴近对象！且笔墨轻松自若绝无死抠之嫌，可谓轻松而紧密，疏朗而厚重，可谓形神皆备，不怒而威，亦暗示睡醒后的中华民族这头雄狮力量的自信与坚毅。再看狮子的臀部与两后腿之间的结构刻画的让人称道，后蹄子是底部外翻其体积感与透视都是极难表现的难点，这却让王阔海先生画的自在轻松，微妙微俏，令人拍案叫绝！而狮子右边一头狮子鬃毛立起，“怒发冲冠”，目视左侧，四腿坚实，沉稳伫立，其线与面的神出鬼没，笔与墨的纵横交错，一派浑然天成。其狮子头微抬、嘴开张，作怒吼状可感“声威震天”的主题。左边一头侧身瞠目向右直瞪，与右边两头狮子成互应之势，蓄势待发，迥然有神，鬃毛随风飞扬，呈现出威风凛凛的气势。以赭石淡墨设色，用笔爽气明快，结构简洁精准，表达出一种果敢坚定的力量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再一幅《王者之气》，狮子虽身卧而雄姿挺拔，筋骨强健，看上去气定神闲，画出了狮子不怒而威的王者风范。随着画面走势作草书题跋，或长或短，或大或小，错落有致，与狮子的姿势相得益彰，反映出王阔海先生随心所欲的画面把控能力，诗书画印浑然一体的文人画特质与韵致。同时也透露出，王阔海先生作为一位画家其坚定自信的“王者风范”，蕴含着作为一位艺术家对中华民族必然复兴的文化自信。而这种风范，是徐悲鸿一代大师在那种国破家亡的特殊年代所不具备的。

在中国古代，由于狮子是外来物种，画狮子是由画师或工匠以画谱口诀来完成的，在民间传说当中更多将狮子塑造为正义、吉祥、庇佑人间的灵兽，通过画谱为蓝本描绘出的狮子形象，只带有吉祥寓意的模糊形象。进入新时期，狮子被赋予新的象征符号，如果说在徐悲鸿等上一代画家笔下是带有悲壮色彩的写实形象，那么到了王阔先生这一代画家笔下则赋予和塑造为新时代中国崛起的真实写照，作为两代绘画大家，将动物走兽大写意都画成了一个时代的中国画典范。在新时期王阔海先生以新的画法，把徐悲鸿大师开辟的中西合璧之路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